年，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台湾现代文学旗手陈若曦，在理想主义驱使下，跟随丈夫段世尧到了神州大陆，但七年后，失望而归。她亲历这个革命狂潮下「回归祖国」的经验，依「文革」见闻写出了日后名震中外的《尹县长》。
她在日据时代的永和（现新北市永和区）出生、长大，成年后又经历了国民党及共产党两种政权，看尽政治运动的虚幻。她先对国民党失望，后对「文化大革命」丧失信心，又厌恶民进党政治操弄，深切体会到政治运动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最后无非是一场又一场是非不分的催眠术。
她分析台湾民心有三种特性：缺乏安全感；害怕失去当家做主的优势；更怕失掉现有的生活方式。面对日渐强大的大陆，这场民主对弈的赛局，能不能开出好的结果，靠的是尊重包容的文化「软实力」。
年，她选择回台定居，参与妇女、佛教、环保运动，并为「银发族」争取福利，这些成为她超越政治之外的追寻。
陈若曦近年在大陆
陈若曦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一国两制是不错选择
我爸爸是个木匠，陈家几代人原本都没念过书。我家住在现在永和新店溪的下溪洲一带，临近川端桥（国民党迁台后改建，并改名为中正桥）。小时候远眺川端桥，总觉得那桥悬于天边，和牛郎织女在满天星斗中牵出的鹊桥一样，遥不可及，对岸的台北市宛如神仙国度。
日本投降前一年，我父亲为永康街尾一家日本人修整房子，他们对我爸印象不错，仓皇撤退时，把房子和带不走的东西全给了我爸。台湾光复后，我们搬到永康街，那时新生南路附近到处是流水、鲜花、青草和树木，台北果然是我幼时憧憬的美丽国度。后来爸爸不知打从哪儿捡来一台破收音机，修理后，每天早上叫我们兄妹起床，跟着收音机学「国语」。
木匠的女儿，苦闷的青年
我十岁时发生二二八事件，人人自危，父亲要我们不要管政治。那时如果有小孩不听话，就说：「给你送马场町，一颗子弹毙了命！」年代国民党动不动就以「知匪不报」入人于罪，而且往往先抓人，后找证据，造成白色恐怖。例如我们北一女的舞蹈老师蔡瑞月，她是台南人，教我们传统和现代舞，就因为先生雷石瑜被疑为共产党，她被抓到绿岛坐牢；另一位话剧老师崔小萍，原来是才华横溢的广播台柱，曾教我们各种哭的方法，也因「匪谍案」坐牢。
就读台大外文系二年级的陈若曦
年，我考入台大外文系。同班同学欧阿港大三那年夏天去成功岭受训，秋天就没有回校注册，直接被送到军法处管训。也盛传大学里有「职业学生」会打报告，究竟是谁不知道，但人人有顾虑，那时候的大学生普遍都很苦闷，不敢随便讲话。这是时代氛围使然，中学和大学都凸显忠孝节义的传统和爱国教育，日夜被晓以「反攻大陆，解救同胞」重责大任，变相地「突出政治」。然而政治又专制高压，不允许不同意见，于是苦闷成了那个时代大学生的象征。
在苦闷之下，我们在心灵上都想找寻出路。年3月，我和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之所以强调纯文学，实在是反映了我们身处那个时代的抑郁和苦闷，我们毋宁是借着文学来宣示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也是对传统文化失望的折射。
我原本家贫，不打算出国留学，可是现实政治令人沮丧，这才转了念头。政治迫害不分省籍。那时原本要组在野党的雷震，以「知匪不报」被判了十年牢，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也受到二十四小时监控。经历了这些事，我对国民党没有好感。
那时盛行一句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为了体验所谓的自由世界，我也在朋友帮忙下，申请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念书；我想念美国文学，希望学成归来在台大开课。我以为两三年就会回来，谁想得到事后的变化。
投奔祖国，追求理想
到美国留学时，认识我前夫段世尧，他十四岁离开福州时，看过国民党随便乱抓兵。由于父亲被授命看管张学良，他从小便随着张学良的软禁地点不断搬家。世尧是台大土木系毕业的，他对国民党深恶痛绝，也不喜欢美国反共、反华的帝国主义作风，心里早准备着一拿到博士，就投奔祖国。
年，大陆开展「文化大革命」。那年10月16日，我们用脚投票，搭机到上海，投奔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我虽然没有在大陆生活过，但一心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寄望于中国的强大。人们追求理想的力量好强啊，有人还为此付上生命。什么叫「理想」？「理想」不是现实生活，都还没有看到，但以为会做到，因此才叫「理想」。
当时，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一棍子打死非工农出身者。我在美国读过书，自觉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嫌，但我们努力自我改造，再多的苦都愿意吃，只求被接受，这又是一种苦闷啊！
当时年轻，我们吃饭志愿把饭票从最好的「甲等」，降为最差的「丙等」；有了大儿子之后，我们给儿子吃苹果肉，自己吃苹果皮；等到哥哥有弟弟时，换哥哥吃皮，想到他站在弟弟旁边跳边说「我吃皮、我吃皮」的场景，就很心酸。
我们这么热爱祖国，却常常要恐惧自己一言一行，深怕不够爱毛主席，就会成为批斗的对象。有一天，我儿子和同伴玩骂人的游戏，什么都骂光了，不小心出口骂了「毛主席坏蛋」，邻居好心警告我，让我痛苦得眼泪直留。
政治运动令人沮丧不已，也有人受不了清算斗争，硬是把自己闷在窄小的粪坑自杀，死了还被批斗是「畏罪自杀」。又一次，我对一班海军教英文，教到「国家（nation）」这个字，我不小心脱口讲出国庆日（nationalday）是十月十日。听到自己吐出第二个「十」字，突然全身血液冰凉，而六十个学生全瞪大眼看我。之后，我逃也似的骑车回宿舍，还好没有人出卖我。
那时心里澎湃汹涌的就是理想，希望中国强大。我留学美国时，就从不曾打算留下来；我专攻美国小说，梦想是返台开这门课，谁知中途改变途径，以为回台湾的最短距离是经由北京，也就是「解放」台湾。七年后我们带着失望之情，离开了大陆。先到香港，后来移民美国、加拿大，依「文革」见闻写成《尹县长》，感谢能引起世人对中国的白癜风吃什么能控制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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