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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伸太长面对高学历家长的“指导”，老师不妨淡然
来源：南方都市报年03月18日瓜哥据新华社《半月谈》报道，这几年，高学历家长越来越多，部分家长将自己的经验和观念“套用”到孩子的校园教育中，点评和质疑教师授课内容，让一部分教师陷入困惑：家长总来指导教学，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这可真是风水轮流转，主角流年换。之前听闻家长们把老师的话当圣旨，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当最高指示，检查朗读背诵，辅导功课习题，最后家长签字，都一丝不苟。当然，家长们首先在乎的是自己的孩子，但对老师的态度那也叫一个毕恭毕敬。所以身为老师，我内心还是有些窃喜的，虽然我从没享受过这等待遇，但“与有荣焉”。现在看到家长指责批评老师教育做法的新闻，还是感觉压力山大。昨天还在战战兢兢的家长，今天就成了指手画脚的专家，品头论足的上级考察部门，动不动就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组织形式、作业设计等横加指责，似乎特别在行，你不接受都不行。嗯，他们还说得铿锵有力，让你感到无形威压。家长都这么优秀了吗？真让人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以教学行政班、年级、学制为标志的现代教育，尽管诞生时日并不算久，也在不断的摸索改进中，但它毕竟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打上了多快好省的功利烙印，是所谓“最不坏”的教育制度。凡存在必合理，九年甚至十二年义务教育，是符合孩子身心成长与发展规律的一种学制。当然它的缺陷也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学生的个体差异性问题，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班，因材施教、分层教学的理念也体现在很多学校和老师身上，但总体而言，只要行政班模式还在，差异性就永远无法解决。在我这种老眼光看来，教育可不单单只是传授知识这么简单，更是对人全方位的熏陶与渐染，因为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全面的系统工程，任何缺失都可能导致万劫不复，这样的悲剧真的不要太多。即便是知识、除了陈述性知识外，还有程序性知识、体验性知识。比如你得学会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容忍不同的声音；如何交朋结友，区分友谊的不同性质；如何面对失败看待成功，在主角与旁观者之间从容转换；如何区分从善如流与坚持自我，认识理性与敬畏；如何处理分享秘密与独自进行精神探索的关系……与道德完善无关，与知识领悟无关，各种情感体验和自我认知，应该是比求知更重要的财富。一句话，教育其实就是等风来，顺其自然，静待花开。所以，面对这些自身非常优秀的家长的点评和质疑，我一声叹息，对待教育，何必那么功利？你的孩子在同龄人中智力基础都已经足够优秀了，他迟早都会脱颖而出，你又何必这么急吼吼呢？这不是典型的教育焦虑又是什么？作为老教师，我见识了太多的性格不健全者，留下过太多的教育遗憾。我经常思过，如果多鼓励一下、再严苛一点，学生的积淀与体验再丰满一点，或许他的人生会有不一样的轨迹。我不认为教育万能，但各种活动的引领，和老师恰如其分的点拨，的确能让成长的缺憾少一点再少一点。而这些，恐怕不是父母这样的角色所能承担的。高学历家长“指导”教学逾越了家校边界
年03月18日星期四北京青年报郑桂灵这几年，高学历家长越来越多，他们多有顺利且成功的求学历程，大多积累下了成熟、成体系的学习经验。据最新一期《半月谈》报道，一些高学历家长将自己的经验和观念“套用”到孩子的校园教育中，点评和质疑教师授课内容，俨然成为学校教育的“编外教师”。这让学校的一些教师陷入困惑：家长总来指导教学，课都不知道怎么上了。古人云“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同行业有着各不相同的职业特性和从业规律。就教育孩子而言，尽管老师和家长的培养目标一致，但其角色和职责却有着明确分工。高学历家长热衷于干预和“指导”老师的教学授课，显然逾越了家校边界。不仅无益于老师正常教学，也无助于孩子健康成长，理当予以矫正。高学历家长的确具备相对较高的文化教育素养，有着成功的求学经历和成熟的学习经验，能够用来借鉴和指导孩子学习，甚至也可以通过合理渠道向老师的教育教学工作提出建议。但这种“建议”必须是开放、协商和富于建设性的，而不是只顾迎合自家孩子特点，单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动辄点评质疑和说三道四。“高学历”不等于教育教学的高能力。教师是职业，教育更是一门艺术和学问。教师是经过专业学习和专门培训，并取得教师资格证的职业，并非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胜任。教师的课堂教学要遵循课纲要求和课改需要，考虑到整个班级、整个年级的全局学情，顾及到不同层面和各方情况，不可能只套用一种“模式”或专为某学生定制。教育界素有“教有法，而无定法”之说。个人阅历不同，素质、经验各异，驾驭课堂能力有别，都会导致老师教育方法的差异。即便是从事同一授课内容的教学，也会各有手段，不可能众人一“方”。家长变身“编外教师”，误导和扭曲了“家校共育”理念，非但不利于建立良好家校关系，还会导致相互猜忌、彼此生怨，徒增家长、教师、学生的三方焦虑。家长对日常教学场外“指点”，极大消解了教师的课堂权威，也让孩子对待课堂的态度更为随意，甚至会以父母对老师的质疑作为自己不认真听讲的借口。而且，“七嘴八舌”的家长争议，极易导致教师执教莫衷一是甚至“乱了阵脚”，尤其是对于年轻教师，更会挫伤教学自信，改变教育初心，影响教改创新。久而久之，便会陷入茫然、困惑和消沉心态。家长有权参与学校办学的管理与监督，但不意味着家校教育可以混为一谈。各方应该厘清各自职能边界，为学校教育留有自主教学“空间”。有效的教育合力来自家长和学校的各司其职和协调配合。家长对教学工作有意见、建议，可通过家委会有序提出，以避免教师多头应对，徒增教学压力。教师对家长的有益建议要认真倾听，确有问题要反思和改进。遵循专业课标和教育大纲教学，是校园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教师职责，不能让“编外教师”的干扰影响正常教学。良好的家校沟通也有益于家长缓解焦虑，规避不当家教。老师要多与家长沟通交换意见，努力赢得家长的信任和尊重。教育部门提出不给家长布置作业增负担，家长也应尽职不越界，不给老师专心教学添麻烦。02
加加减减工作群并非越少越好
夏熊飞 来源：中国青年报 （年03月17日07版）随着中央加强对指尖形式主义的整治，多地陆续对 为了方便、减负而盛行起来的工作群，逐渐成了负担，大大占用了工作精力，就连个人生活也频频被打扰，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对此，应当开展必要的整治行动。但整治也应避免“一刀切式治理”，尤其莫单纯“以量少论英雄”，否则整治指尖形式主义就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形式主义。所谓“以量少论英雄”，就是在整治过程中不考虑实际工作需要，硬性规定工作群保留的数量，甚至出现“层层加码”，越到基层能够保留的工作群数量越少，仿佛数量越少整治就越成功。 乱象的确应当被及时整治，但也要看到工作群等作为线上办公平台所具备的优势性和便捷度。工作群并非越少越好，若群少了，单个群的人和内容就有可能变多了，“爬楼”找“干货”费时费力不说，如何组织发言恐怕也会让人伤透脑筋。此外，将大量的领导干部纳入数量有限的几个大工作群，在谈论一些涉及范围不那么广的工作时，对其他多数人的正常工作其实也是种打扰。 整治工作群，要做到既切实减轻过多过滥工作群带来的负担，又不能因为机械化地操作而束缚了基层干部的手脚，让原本可以通过工作群便捷完成的工作，又重新回归“原始的低效手段”。 各地应准确领悟中央加强对指尖形式主义整治的精神要义，既不对工作群听之任之，也不搞一刀切式的“以量少论英雄”。同时，在工作群数量可适度自主可控的原则下，加强对群内消息发布的指导与管理，减少直至杜绝过度留痕、溜须拍马、日常闲聊等信息，给“谈工作”腾出空间。如此一来，即便工作群数量多一些，也不会成为广大基层干部的负担。工作群整治，莫以减数量论英雄
来源：红网作者：江文编辑：陈乘-03-:25:25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近两年来，随着对线上办公平台的整治力度加强，一些地方把消灭“指尖形式主义”等同为解散 对劣迹艺人来说，限制节目的播放，等于被卡住了流量变现的路径，等于被剪断了翅膀，扑腾不起来了，销声匿迹已是必然。这条规定，是对全体艺人的一个提醒，也是对社会公众的一个表态。能预料到的是，社会风气将会更好。 有些艺人，人前人后两张皮，人前光鲜靓丽、完美人设，背后却很不堪。一段时间以来，艺人圈里丑闻频传，吸毒、嫖娼、抄袭、偷税漏税、代孕等等，突破道德的底线，越过法律的红线。这些丑闻进入公众视野，造成不小的震动，影响恶劣。 劣迹艺人中，不乏知名度非常高的。有的人网络粉丝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片酬动辄上千万甚至上亿，走到哪都前呼后拥。但他们的艺德，严重不匹配他们强大的吸金能力、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法治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严重背离社会期待。 可即便这样，仍然有相当多的平台争相邀约他们。在流量为王的追求下，抄袭者成了座上宾，劣迹艺人上了热搜。这是一种畸形的流量观，只要流量，不管流量为何而来。它传递出一种信息，似乎艺人做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照样可以活得很滋润，甚至还能更有名气。别小看了这些现象，往小了说，这是是非不分，往大了说，这是污染了社会风气，给青少年树立了坏榜样。 一些艺人则有选择性地解读责任和权利，认为私生活别人无权干涉。但他们应该知道，身为公众人物，承担着一份特殊的责任，应该向社会传导正面的力量，包括在私生活领域。艺人要对公众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能一边享受着来自公众的红利，一边又以私生活为借口拒绝来自公众的监督。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高速发展的经济，带来了一个巨大而繁荣的影视市场，这个市场给艺人带来超高的流量和超高的收益。艺人是这个大时代的受益者，理应以过硬的作品、良好的形象来回报这个时代。04
靠不靠谱余华不靠谱？写作和作文是两件事
来源：红网作者：吴鲁笑编辑：张瑜-03-:30:53近日，余华在一场名为“中高考冲刺——四大专家献计中高考的高端辅导家长会”的直播中，发表了“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主题演讲。一时间，舆论的浪潮迅速卷来，最为醒目的讨论，便是“文学已死”。文学死了吗？当然没有。文学从来不是被精英主义垄断的商品，它是嵌入每个个体血液里对文字的敏锐感知，单凭少数专家，不足以给“文学”这个宏大的主体带来致命性打击。依笔者之见，让一大批观众毫不吝惜批判之词的原因，是对包括余华先生在内的教育界意见领袖的深切失望。他们本期待着如此大阵仗的直播演讲，能够为中高考教育带来革命性的洗礼，结果只是清风拂过，波澜不惊。余华在演讲中强调：首先，标题宽泛程度会影响作文的张弛；其次要有一个中心、一个重心，不能跑题；第三，要有亮点，学生要准备一些佳句作为开篇。坦白说，这与任何一本作文教辅或语文老师备课大纲上的内容并无二致。别提“文学革命”了，就连“文学补充”都勉为其难。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人们尊敬余华在文学圈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就会自动将其与话语权画上等号，本满心盼望着他能够“拨乱反正”，结果却得知他“带领”着畸形的应试作文越走越歪，一上一下的落差可想而知。功利性的写作，是以目标为导向的，即获取高分，博得考官的青睐。它有统一的格式，有可供“触类旁通”的模板。越是“万物皆可套”的写作公式，就越是风靡和受宠。只要批卷老师的品位和打分要求一成不变，所有的学生都会削尖了脑袋往模型里钻。“高分作文常常第一句话的都是好句子，中间再出现一两次好句子就够了，这样哪怕语言不通顺，也能拿高分。”这是余华建议的，也是千千万万的语文教师总结经验所得。当任意主题的作文题都能套进雷同的开头结尾时，其对于学生创造性思维和想象力的教育意义，便可谓消失殆尽了。写作本身是随性而发的，从未有规定字数、限制时长这一说。但它作为一道分值比重相当大的主观题出进中高考试卷时，躲不过“被人评价”的命运。为保证考试分数的公平性，阅卷老师当然不能“随性而改”，背后就必定有一套规则在运作。统一标准下的作文生产真的只有弊害吗？未必，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不仅是为学生“减负”，也是为老师“减负”。归根结底，写作和作文之间无法画等号的原因是评判标准不同。作家面向的群体是社会、广大读者，一本书的畅销与否取决于大众的审美和认可。而社会群体的多样性，耕耘着无数风格迥异的写作流派，在个人喜好不同的前提下，为这些作品打分失去了意义。而中高考作文的批卷人，往往是来自不同学校的语文老师，每天需批改成千上万份作文试卷，他们的任务是在短短几十秒内，定夺出一个相对公平的分数。客观来说，一个固定的高分标准，不仅提高了阅卷效率，也能够保证最终分数的说服力。因此，平息这场骂战的方式，是将写作和应试作文的边界划得更明朗些。我们尊重应试作文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存在，也要尊重其他文学家为社会所沉淀的思想精华。对于学生来说，大可以在心中分个轻重缓急：在上课时间主攻作文技巧的学习，争取在考试中拿到高分；在课余时间注重文学素养的培育，通过阅读经典名著和感兴趣的书籍形成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余华教中高考作文，这是怎样的“活着”
来源：红网作者：都大伟编辑：陈乘-03-:38:月10日，作家余华在一场商业活动中发表了“如何在中高考中写好作文”的主题演讲。这一事件引起了舆论的争论——哀叹“文学已死”者有之，认为余华此举并无不妥者有之，力挺余华者亦有之。（3月14日《南方都市报》）作为作家，余华有着无可置疑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力。44岁那年，余华本人因为文学写作上的成就，被授予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以《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第七天》为代表，他本人对社会底层的写作具有开创性意义。有学者甚至评断，余华的小说《活着》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最大的纯文学作品”。《活着》也是笔者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可以在书店站几个小时一口气读完的长篇小说。但是，冒昧言之，即便余华有天才一般的文学洞察力，去教中高考作文也是不合适的。这无关乎所谓“文学已死”、所谓文学的高贵与精英性——其实余华的文字反而是很接地气的。余华不适合教中高考作文的原因在于：作家的思维和中高考作文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用作家的思维去教中高考作文，这就是在跨行。有人会问：都是文字，都是写作，就算余华写的东西和中学生写的东西不大一样，可归根到底不都是用文字抒发情感、表达观点吗？其实大不然。中山大学刘军强教授在他的《写作是门手艺》一书中，曾这样形容中高考论文和学术论文这两者间的区别：“作文和论文的区别，表面上是两种文体的不同，内里折射着两种学习方式的差异，深层则对应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结构性断裂。”余华本人的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而他的小说和散文，与中学生写的记叙文、议论文之间的差距，也远不是两种文风的差异那么简单，其内里也潜藏着两种思维模式的根本性差异。在文字的观点层面，中高考作文更多奉行的是重形式轻实质的思维模式，忽略了实质上的观点锤炼。毕竟，中高考作文均已框定了主题范围，属于主题范围内“戴着镣铐的舞蹈”。这种命题作文其实很适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中学生缺乏充分的社会阅历，也很少涉猎真正的社科典籍，让他们磨砺文字的思想内涵和观点磨砺，确实很难，至少这不适用于绝大多数中学生。但作家则不然，作家的写作，一定是把观点和思想放在首位的。作家的写作，往往是真心流露的不吐不快，往往是包含着深刻的成长经历、世事洞见以及对人性的怜悯和批评那。余华的作品就是典型代表。这种思维模式很难让大部分十几岁的中学生理解。在文字的结构层面，中学生所受的几乎都是“总—分—总”的结构训练。但在作家的眼中，文字结构可以千变万化，理论上有无限的可能性。实际上，优秀作家总会让结构为内容服务，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出内容，由实质的内容自然而言衍生出结构。一千部经典文学，可能就有着一千种结构。这种作家的思维模式和中高考作文是如此的大相径庭，以至于如果无意之中向中学生传递了这种思维，那甚至真的会有误导之嫌。在文字的语言层面，在观点和结构被“戴上镣铐”固定模板的情况下，语言是中学生最能够放开手脚翩翩起舞的环节。许多中学语文教师也在这方面开动了脑筋——比如让中学生背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颁奖词，或者让中学生多去看周国平的哲理散文。许多中学生也确实因此锻炼出斐然的文采。但是，语言的绚丽恰恰是最不会被作家们看中的。余华的《活着》其实就是在用质朴的大白话讲一个故事，这种语言不妨碍它内容上的震撼人心；刘慈欣的《三体》和阿耐的《大江大河》的语言文笔甚至被读者吐槽，这也不妨碍它们成为被争相翻拍登上荧屏的新经典。无论是观点、结构还是语言，中高考作文的思维模式，都迥异于作家作品的思维模式。“跨行”演说的余华，如果用自己擅长的作家思维去教中高考作文，有隔行如隔山的味道；如果用适合中学生的思维去教中学生写作，他不会比受过专门训练的中学语文教师教得更好。真正区隔的，是底层的思维。05
违规操作别光盯别人的脸，得摸摸自己的良心
《钱江晚报》评论员魏英杰央视3·15晚会如期而至，又一批企业进入舆论曝光区。今年被曝光的问题，涉及人脸识别摄像头、手机清理类软件、个人简历被贩卖以及虚假医疗广告等，被点名的企业包括科勒卫浴、宝马、智联招聘、搜索等。这些问题中，比较让人意外和震惊的是科勒卫浴等企业使用人脸识别摄像头违规采集人脸信息。人脸识别是一项新技术，在许多领域应用越来越广。但由于人脸信息是一个人独有的、不可替换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违规采集和使用，其潜在风险不言而喻，因此也引起了许多人的警觉。很多人没有料到的是，有些商家竟然直接使用带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堂而皇之地进行商用。据报道，科勒卫浴在全国上千家门店都安装了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这些摄像头的供应商万店掌公司声称，他们平台目前拥有的人脸数据量已上亿，这意味着，这些企业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已经严重侵犯了数量庞大的民众的个人隐私。目前，国内对于违规采集人脸信息虽然没有非常完善的法律规定，但也不是“法无明文”。已正式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四条明确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而这里的个人信息，就包括了“生物识别信息”。《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规定，处理个人信息的，应征得该自然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公开处理信息的规则，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但这些被曝光的企业，却直接无视了国家法律明文规定。被央视曝后，数家企业连夜写“检讨”、发布致歉声明，科勒更是在声明中表示，“目前已安排相关门店连夜拆除该摄像设备”。看到这些企业道歉和声明，只想问一句话：早干嘛去了？如果上述企业说自己“不懂法”，我是不信的，要说他们不懂得违规收集人脸信息的危害性，我也是不信的。但凡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懂，要用别人的东西，最起码的要求是征得他人的同意。像科勒这样的企业，收集人脸信息后，会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编号，并形成有用的商业信息，从而了解顾客进店参观、消费的情况。违规使用人脸信息这么“溜”，挨板子时又摆出一副无辜的表情，合适吗？道歉只是一句话，关键是行动。拆除了摄像头，那么已经收集的人脸信息怎么处理？说不定，这些个人信息已经被倒手了多次，流向如何，又当如何消除影响？这些问题，总不能没有一个说法吧。与其现在连夜道歉，不如平时多用用心。不能只盯着别人的脸，而要多摸摸自己的良心，看自己所作所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社会规范。否则，道歉多了，反倒显得虚伪。外卖商家乱象频出，管理部门和平台不能“蒙着眼”
《钱江晚报》评论员魏英杰一碗粥背后有大猫腻。经常外卖点粥的同学，这两天估计不淡定了。福建电视台“第一帮帮团”栏目暗访发现，知名连锁餐饮品牌曼玲粥店、三米粥铺存在多项卫生问题，最令人震惊的是，福州曼玲粥店一分店的工作人员竟然把员工吃剩的排骨洗一洗熬成粥售卖。这种神操作，恐怕没人能料到。 曼玲粥店、三米粥铺的经营模式类似，都是主打线上外卖，在各地的分店、加盟店均超过千家。据钱江晚报旗下“杭州吃货”公号消息，曼玲粥店在杭州有20多家门店，不少单店外卖月销售数据达到五六千单，三米粥铺在杭州有近60家门店，个别门店外卖月售上万单。杭州这些门店的差评也不少，如三米粥铺就因为粥里有异物（钢丝绳、头发、虫子）而被多次投诉。 三米粥铺、曼玲粥店是年中国粥品三甲品牌的冠亚军。其规模那么大，名气那么响，管理却如此之差，这些乱象其实并非个例，反映的是外卖行业监管不到位、管理混乱以及商业道德缺失等普遍问题。 外卖行业的一个特殊性，在于消费者和商家不大会面对面接触。一个消费者可能在这家店消费了次，却连这家店在哪里、店门长啥样都不知道。如果说到店消费，消费者对商家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监督，在外卖行业，这种制约几乎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管理部门、平台也“蒙着眼”，那么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把关，很大程度上就只能依赖于商家自觉。但是大家都知道，单纯靠自觉的话，这就像是摇骰子、抽奖一样。 外卖行业的扩张模式，会将其隐患放大。近年来，从奶茶店到咖啡店，乃至于像粥店这样的小吃店，都笃信快速扩张、头部为王的经营模式。从资本角度来讲，不断加大投入、迅速做大，再到资本市场套现，这似乎没什么问题。坏就坏在，餐饮服务行业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行业，又涉及公众食品安全，要做得又快又好是很难的，更多的是把问题留给以后去解决。这样的话，坑的就是广大消费者。 再有就是平台管理和部门监管的问题。对于在线外卖平台来讲，商家数量、店铺佣金，是盈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不太会有动力对商家的环境卫生、服务态度进行动真格的监督。到目前为止，无论是三米粥铺还是曼玲粥店，在外卖平台上都没有下线，就是明证。而且，同一品牌的其他门店是否有类似问题，难道不需要调查吗？ 加大管理力度、严格处罚违规商家，虽说是主管部门的职责，但是光靠一阵风式的整治，或者重点抽查，无论如何也做不到“零容忍”。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所以，更合理的办法是，主管部门对平台加大监督力度，用规则来约束平台，让平台落实严格管理。如果发现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店铺，就无条件下线整治，这些商家还敢心怀侥幸吗？ 外卖行业的乱象，提示了一点：新的业态生成，需要监管措施与时俱进。将吃剩的排骨回收熬粥，说明商家根本没有食品安全意识，不仅败坏消费者的胃口，也是在败坏整个外卖行业的公众形象。这种胆大妄为的心理从何而来，正是监管发力的方向。06
种树背锅让小王“背锅”的植树活动，种下的是什么作风？
来源：南方都市报年03月17日 短评日前，广西南宁某区的植树节活动搞了个大新闻：在红旗招展、条幅林立的植树现场，一块写着“处级领导植树区域”的招牌受到外界的广泛热议。但谁又能想到，在涉事地方对此的回应中，其将责任归结为“工作人员小王”的做法再次引发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多家媒体跟评。新华社评论认为，这种把板子打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身上的做法，是“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小王此番c位“出道”，对涉事地方而言，活脱脱是一个衍生舆情了。本来是为“处级干部植树区域”的招牌灭火、道歉的官方通报，却因为着重点了“小王”的名，而把舆论的火力再次聚拢到了这场影响本来不那么容易做大的年度例行活动上。对于央媒的追问，不知涉事地方会否再出一份情况通报，将通报撰写出的问题再推给某个小李或是小张。通过这次因“小王”而起的公共围观，或许可以推动涉事地方（以及其他有类似情况的部门）对处事官僚主义、办事形式主义、遇事解决套路主义的做法与作风，有个更深入、彻底的反思。首先，不排除给处级干部设置专门植树区域的具体操作，确实是出自某位不够成熟的“小王”之手。即便不是因为植树活动所在地的特殊路况，以具体部门、单位划分特定区域植树也是很多相关活动习惯性的做法，可能也就一年一度的集体植树，总有具体张罗的部门要考虑活动的秩序、节奏以及人员安排。而对于可能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具体办事人员小王，在植树的时候按领导级别划区域、排顺序，或许只是其日常工作场景的某种投射。一块招牌引起公众的某种不适，更多还是基于在植树之外的其他三六九等，比如单位食堂吃饭时领导的小灶（前阵子某地领导在小灶吃饭时还有耳光横飞），再比如某些单位给领导的专用厕所与坑位上锁。是不是小王干的，究竟是哪个小王干的，于外界而言可能并没有什么所谓，但从涉事部门给出的回应中，可以看到其颇为奇特（但并非个例）的归责逻辑：一旦出事，那就是下面的人理解领导的意图不深不透的结果，领导没有错，错的肯定是“小王”……硬较真起来，如果此事查来查去，最终真的查到了小王这里，作为涉事部门的事后情况说明和责任归咎，也实在没有道理单拎出一个小王来顶雷。毕竟哪怕再小的活动，就算是基层办事人员出的初步方案，也不可能不经过层层把关与审核，“工作不严不实，浮于表面”的评价，起码不只适用于倒霉的小王。更何况，在不幸被网友围观的那张著名的现场图片里，“处级领导植树区域”的招牌旁边，就有貌似领导模样的人在“亲自植树”，还有专人在侧找角度拍照。就算真的没有人在牌子插到植树现场之前发现招牌内容的不合适，诸多领导在参加植树节活动时也并未在当场察觉出异常，而是泰然自若地对号入座，并在网友发现这一图片新闻的看点之后才后知后觉。让小王出来“背锅”的植树活动，能种下什么作风？某些地方和部门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在植树活动的现场可以说只是正常发挥而已。社会层面恐怕不在少数的场景中，很多人对所处环境、所参与活动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习以为常，才是更应该反思、更需要警醒的。每个人都可能是“小王”，而改变“让小王背锅”的机关与职场氛围及逻辑，恐怕也不仅事关“小王”一个人的利益。“处级领导植树区”，不能总让工作人员背锅
来源：红网作者：李丁乔编辑：陈乘-03-:24:17植树造林，人人有责。在全民义务植树的语境中，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社会群众，都是绿水青山的缔造者，没有区别，不分等级，都是平等的。奈何，有的地方在植树节现场设置了“处级领导植树区”，这种特权区显得特别扎眼，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近日，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政府网站发布了《关于“3月12日西乡塘区义务植树活动设置处级领导植树区”事件的情况通报》，通报称，西乡塘区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工作人员小王由于对城区方案理解不深不透，把城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个种植区域的牌子统一制作成“处级领导植树区域”，造成了工作上的失误和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对此深表歉意。从通报来看，该事件又是一起“工作人员失误”事件，我们不知道，失误的背后到底是工作人员背锅，还是事实真相真正如通报所言。不管怎么说，“处级领导植树区”不该有，毕竟这般做法体现的不是全民义务，而是特权思想。全民义务植树节，领导干部理应带头示范，不仅如此，还应该同群众一起参与植树，在与民同乐、与民同劳中营造浓厚的植树氛围。与此同时，领导干部放下身段、放下架子，与其他干部和群众一起植树，体现出的是亲民爱民的民本情怀，也必将树立良好的干部队伍形象，进一步增进党群干群关系。因此，一次难得的植树节所蕴含的意义非常重要，能否把重要的意义凸显出来，能否利用好植树节这次契机，关键在于参与的过程。全民植树节的意义就在于，不论职务高低，无论男女老少，都有义务参与其中。而参与的方式，也不是按照职务高低来区别对待，给处级领导设置专门区域，表面上可算是“服务搞得细”，实际上就是特权思想作祟。错误的方式必然不得民心，惹来争议是难免的。通报称，从此事看出我们个别干部政治站位不高、责任意识不强，工作不严不实，浮于表面，对上级的工作部署落实不到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今后一定会举一反三，确保此类错误不再重犯。依笔者看，“个别干部”不是“政治站位不高”，而是“政治站位太高了”，让处级领导享受到了“超公民待遇”。我们纳闷的是，“个别干部”将工作准备妥当了，就没有领导去现场走一走、看一看？像植树节这样的大型活动，至少分管领导要去现场核实准备情况，如果没有，那么“个别干部”就应该涵盖分管负责的领导干部，不能总是让工作人员背锅，打板子不能总是避重就轻。“处级领导植树区”，是个不该有的特权区。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干部，都应该在此事件中汲取教训，以小见大，如果植树都搞个特权区，其他工作岂不是样样都要搞特权？往期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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