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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BertrandRussell）曾经讽刺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说女人比男人的牙齿要少，尽管他结了两次婚，但是他都没想过要数一下他老婆的牙齿。”男人和女人的牙齿数目到底有没有差异，其实是一个很容易解答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大哲学家就是不肯打开嘴巴数一下，以至于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历史研究同样如此，现实生活经验不仅有助于理解历史过程，而且有助于理解人性，甚至可以说，没有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体味，就不可能理解历史。这是我旁听厦门大学历史系陈支平教授《中国经济史》课的一点体会。
陈支平教授年七月上旬，适逢厦大暑期小学期开启，遵循学校“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陈支平老师给大一“强基计划班”的新生上了5天20个课时的《中国经济史》课。作为本科没有专门上过经济史课的学生，我自然是不会错过的。由于同学们大一已上过中国通史，对中国历史已有大致的了解，陈老师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展开。“要想了解中国历史，就需要知道目前这套（中国史）话语体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陈老师开宗明义。他提醒同学们，今日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知识框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有几处重要的论述对中国历史学产生过既深且巨的影响，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统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本阶级，等等。这些论述很多至今仍然成立，但是有的也已经被超越。譬如讲封建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个根据生活经验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可能自己生产所有需要的东西，莫说商业相对发达的城市不可能，就是在看起来极其闭塞的山区，一个人也不可能生产食盐、铁器等东西，必须依靠交换（商业贸易）以换取自己所需。目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已经基本上推翻了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说法。
陈老师继而谈到了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封建社会到底始于何时，中国史学界分歧很大。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主流史学界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而西周是奴隶社会，郭沫若举《诗经·豳风·七月》为例论证，“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蚂蚱八月在屋檐下，九月进了家门，十月就钻到农人的床底下了，劳动人民生活条件这么差，看来必定是奴隶社会了。陈老师讲到，自己年轻时在武夷山农村待过十几年，那时候蚱蜢何止钻到床底下，都爬到枕边来了，难道20世纪70年代的武夷山也可以称为“奴隶社会”？显然不是的。陈老师进而提出，西周是不是奴隶社会另当别论，但是不能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论证。郭沫若是杰出的历史学家，但是一旦违背了生活常理，就容易犯错了。
又如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问题，陈老师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现身说法”。郭沫若曾经把杜甫认定为地主，其理由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杜甫的草庐能够盖三重茅草，定然地主无疑。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茅草并不什么珍贵之物，无论在哪里盖茅草屋都是需要至少三层的，否则的话根本遮不住雨水。郭沫若这样解读杜甫，明显犯了违背生活常识的错误。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过去学界普遍认为隋唐时期实行均田制的范围很广，但是杨际平教授的研究显示，均田制实行的范围很小，像福建、广东等地就不怎么实行，就全国而言，土地私有制仍占绝大多数，土地国有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这一点也可以从现实生活经验中得到启示。凡是谈中国古代的土地占有，人们总是会引“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来形容贫富差异之大，指责地主阶级统治之严酷，然而历史事实未必如此。在古代地广人稀的地区，许多穷苦的人家虽谈不上大富大贵，但保持温饱当不至于十分困难。在古代“量入为出”的财政制度下，官府既没有足够的意愿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仔细度量每一块土地，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有办法开垦土地，不至于沦为彻底的无地流民。陈老师说，他亲眼见过武夷山区开垦的很多土地，迟至建国后很晚近的时期都没有纳入政府的征税系统。现代尚且如此，遑论国家机器规模小得多的古代？
陈支平教授陈支平教授很善于从现实生活经验出发对人们通行的理解进行重新审思。例如过去形容苦读的“囊萤映雪”。映雪夜读的故事是说晋代的孙康小时候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灯油。一天半夜，孙康从睡梦中醒来，发现窗外很亮堂，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大雪映出来的光，于是孙康不顾寒冷，立刻走出门外苦读起来，在孜孜不倦地努力之下，孙康终于成为饱学之士。囊萤夜读的故事是说晋代的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是因为家境贫寒，也买不起灯油，于是只好抓来萤火虫放在小布袋里取光照亮。由于车胤的这种好学精神，他也成为饱学之士，当得大官。陈老师首先就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孙康和车胤放着白天不好好读书，非得晚上才学呢？晚上光线不好反而容易伤了眼睛。更主要的是，陈老师还亲身试验过，发现孙康和车胤的办法完全行不通。陈老师的青少年时代在武夷山的农村度过的，有一年夏天，他读了囊萤夜读的故事后大受鼓舞，于是有一次抓来很多萤火虫，决定学习车胤，好好用功一番，可是令他大失所望的是，他发现萤火虫的亮光是一闪一闪的，很不稳定，而且很暗，完全没法照亮书本。于是他始悟到，所谓囊萤夜读只是激励人的传说而已，当不得真的。映雪夜读也是一样，六七十年代的武夷山区冬天是非常冷的，人哪有心思在大雪盈尺的户外读书？就是想读，身体也经受不住那种刺骨的寒冷。而且晚上大雪折射的月光非常微弱，根本不够照亮书本，地处中国东南的武夷山尚且如此，何况北方的洛阳（孙康是洛阳人）？由此，陈老师便对古书一些记载有所怀疑，体悟到泛道德化的论述可能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说到中国古代文献的泛道德化色彩，孟子可能是比较重要的远源之一。《孟子·梁惠王》记载梁惠王与孟子有一段对话，梁惠王对孟子说：“您不远千里而来，一定是有什么对我的国家有利的高见吧？”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说利呢，只要说仁义就行了。”仁义当然极为重要，可是当时魏国面临着紧张的国际形势，其战国初期霸主的地位开始衰落，东西两边分别面临着齐国和秦国的强大压力，日子很不好过。应该说，此时魏国的第一要务是生存和富国强兵。可是孟子不管现实的处境，而是在魏惠王面前高舞仁义的大旗。仁义道德的重要性谁都不能否认，可是撇开现实生活问题空谈道德怎么行呢？孟子高唱道德化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后世许多论述笼罩在泛道德化的色彩中。陈老师提醒我们一定要对中国经济史上的数据和结论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要被其道德化的论述所蒙蔽。
因为对现实生活经验比较敏感，一些经济史上不易解的问题也有望获得比较真切的理解。如明末清初吴伟业的《木棉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常常引用的史料，学者们用来论证晚明商业之繁荣，可是早年对于其中“福州青袜乌言贾”的“青袜”和“乌言贾”不得其解。陈支平教授指出，“青袜”就是青蓝色的袜子，福建生产靛蓝，靛蓝很早起就成为布匹的染料，而迟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用靛蓝染布的方式仍然流行于福建山区。“乌言贾”就更能说明问题了，以往的学者百思不得其解，陈支平教授指出，“乌言贾”其实是“鸟言贾”传写之误，所谓“鸟言贾”乃是吴伟业嘲笑福建商人说话像鸟叫，后来新发现的版本证明确实如此。陈老师说，他之所以能够正确的理解，就是因为身为福建人的他遭遇过多次普通话不标准的调侃。又如明代的开中法，过去通行的理解是明政府以盐、茶为中介，召募商人输纳军粮马匹等物资，其方法是让商人运送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然后到产盐区换取盐巴，然后再行销各地。理论上说，这样的方法是可行的，但是考虑到明代的交通条件，这样的操作可以说是极其不方便。如果结合现实生活经验，这样的操作毕竟违背了生活便利的原则，这个问题可能需要进行重新审思。
现实生活经历常常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重大的历史问题。目前国人对元代的认知，不管是历史学界，还是普通民众，大概流行两种论述：一种是认为元朝实行民族压迫，把治下的民众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实行所谓的“四等人制”；一种是直接跳过元代早中期而谈元末农民起义，讲元末群雄逐鹿，最终朱元璋胜出建立了明朝，其余方面就一笔带过。这样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视元代的存在，认为元代无关紧要甚至充满黑暗，这对元代是极不公平的，因此郑克晟教授认为元代是被大大低估了。
无独有偶，陈支平教授也从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中得到了相似的看法。宋末元初熊禾（-）撰写的《考亭书院记》记录了考亭书院的修建过程，反映了早期理学在地方发展的一个切面，颇为珍贵，福建地方志、文人文集中多有收录。近二十年前，陈支平教授在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资料室中偶然发现了《考亭书院记》的拓片，与方志、文集流行的版本不同，拓片记载了参与修建书院的人员名单，里头除了汉人之外还有不少色目人和蒙古人，而且这些名字是混杂在一起的，并没有明显的民族界限。又如陈老师曾赴山西参加学术会议，有一次赴著名的芮城永乐宫考察，发现一通元代碑刻记载了修建永乐宫的人员名单，其中也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混杂的，并无明显的民族区分。由此似可推知，元代并没有推行严格的“四等人制”，所谓“四等人制”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四等人制”最早乃是民国学者屠寄在《蒙兀儿史记》中提出来的，可是迄今为止并未发现任何元代有关四等人制的法令，元代的民族压迫可能未必有前人想象得那样严重，而元代实行严格的四等人制的论述也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由这些偶然获知的线索出发，陈支平教授提出有必要对元代重新审思。其实明朝开国君臣就有许多关于元朝的正面论述，例如朱元璋认为“元以宽失天下”，即使在攻打中原、进攻大都之际，仍然不忘夸赞元朝，“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认为元朝毫无疑问继承了宋朝的正统，而不是所谓的窃夺天下。这类对元朝的好评也见于明初的开国元勋。试想，朱元璋、刘基等人乃是亲身经历过元朝统治的人，对元朝的统治有切身的体会，他们尚且对元朝有如此好评，似乎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元代并不像民国以来的流行论述认为的那样，是民族压迫特别严重、在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朝代。
现实的生活经历也有助于思考历史与文化的差异。陈老师早年参加过一次福建莆田的妈祖学术研讨会，本来会议主办方邀请学者们参会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妈祖、宣传莆田地方文化建设的，可是会上有一位学者认真地做了一番历史考证，认为妈祖是巫婆。此论一出，全场哗然，会议主办方也是颇为难堪。且不论这位学者的结论对不对，但是其严谨的态度是符合历史研究精神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闹出这样不愉快的小插曲？这就是会议主办方和学者们的出发点不同所致，主办方希望学者们弘扬妈祖文化，为地方文化呐喊鼓吹，而学者们希望求得妈祖的真相。
据陈老师说，这样的会议场合他经历过很多次，于是始悟到历史与文化存在歧义。陈老师认为历史学的目标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客观与严谨是历史研究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但是“文化”的功能和追求的目标却更多地是对某种精神、某个区域、某种价值的弘扬，用当代的表述的华语就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样泾渭分明的划分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历史”与“文化”二概念的复杂含义，但是至少提醒我们需要对“历史”和“文化”的差异保持足够的清醒。禅宗史研究也表明陈支平教授的这一区分是有意义的。目前中国禅宗史研究基本上认为早期禅宗谱系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存在着很大的建构成分，可是在人们心目中，六祖慧能是禅宗中国化和禅宗发展壮大最关键的人物早已成了一种文化，慧能作为中国禅宗的符号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任学界如何考辩论说，也是难以改变的了。
现实生活经验也有助于经典的理解。就拿儒家经典来说，陈老师认为，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如此鲜活的孔子，很大部分功劳应该归于子路。为什么这样说呢？《论语》中最有名的挖苦孔子的话大都是因为子路才流传下来的。子路为人伉直鲁莽，敢于对孔子提出批评，也敢把别人对孔子的挖苦讽刺复述给孔子，全然不顾孔子的脸面。有一次子路和孔子走散了，他问一位老者，“您看见我的老师孔夫子了吗？”老者讽刺道，“四肢不勤快，不劳动，连五谷都不分，谁是夫子啊？”子路直接把老者挖苦孔子的话复述给了孔子，孔子只有苦笑。正是子路的这种直言不讳，时人对孔子的观感才得以留存下来，我们对孔子的了解也才更真实。如果是另外一个人，谁会把别人讽刺自己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给自己的老师呢？又如孔子到郑国去，和弟子们走失了，有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其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犬。”丧家狗可以说是很难听了，可是子贡照样把原话复述给孔子，全然不顾孔子的脸面。
再说颜回。千百年来颜回一直被视孔门第一弟子，德行第一。可是颜回有什么真正的贡献呢？仔细阅读《论语》，颜回虽然很好学，但是在学问、任事方面并不特出，至少在孔门称不上出类拔萃，其最大的亮点就是吹捧孔子。颜回夸赞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如此高明的吹捧想必孔圣人也是难以招架。又如有一回孔子在匡地受困，颜渊最后才逃出来。孔子还很以为颜回死了，“吾以女为死矣”，颜回则巧答，“子在，回何敢死？”因为颜回吹捧孔子的本事极为高明，颇得孔子欢心，孔子对其赞誉有加，颜回也终于荣膺“孔门第一弟子”的宝座。陈老师指出，读经典一定要从生活常理中去看，要善于关照现实生活的经验，如果一味地迷信书本，那就很容易陷进前人的误读和迷思中去。许多人之所以误解先贤经典的精义，就是因为违背了生活常识，掉进腐儒们的错解中去了，而如果善于总结现实生活经验，就有可能对书本有更为真切的理解。
与其说这是专门的中国经济史课程，不如说是一门反思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课。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光有文字资料并不足以对历史做出深刻的解读，这个时候现实生活经验有可能成为理解历史的有力辅助。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无论历史如何演变，人的生活逻辑总还有相通之处，人性总也有不变的成分，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钱锺书《谈艺录》语）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相通，我们说现实生活的经验有助于理解历史。现实生活与历史研究的另一大关节是现实关怀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陈老师的现实关怀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历史研究，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笔者当另文专论，此处暂且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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